受强降雨影响，湖北、安徽等地受灾严重，当地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被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家中财产及农作物都被洪水淹没，部分居民水退回到家中，看见自家一片狼藉，不禁流出了眼泪。
面对多地遭受洪涝灾害，保险这一市场化分担风险工具，作用不言而喻。据记者了解，此次多地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均达到百亿元人民币，各家保险公司都给出了巨额的赔付。
当得到赔付的受灾群众庆幸自己购买了保险，对冲了部分受灾风险时，对保险公司而言，这样的赔付可不轻松。虽然在制定每种类型的保单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律师、风控师都会经过严格计算，确保在投保人最大概率发生一般性的意外时，保险公司损失最小化。然而，当面对突发的、较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后，各家保险公司的盈亏平衡表还是会受到很大考验。
大型财险公司抗压能力强
相较寿险业而言，灾难过后，财产险方面赔付是最多的，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三大方面。
据了解，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截至7月13日，各项财险赔付额已达1497.65万元，其中农业险119.2万元，车险达1344万元。
“从总体上来看，赔付金额并没有超过客户所交保费数额，但对单个客户的赔付来说，一般都是赔付额超过其已交保费的。”上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洪灾赔付并未给公司带来过多压力，因为保险精算的原理是大数法则，这种单笔的巨额赔付对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营并不造成太大压力。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郭丽军也认为，近几年我国基本属于风调雨顺，巨灾发生并不十分频繁，各保险公司的巨灾准备金已充足有余。此外，由于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之间会形成一个共保体，当灾难发生时，各自按照事前约定的比例进行赔付即可，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单一保险公司的风险与压力。
同时，大型财险公司还往往会向再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将风险再次转移。
此外，郭丽君告诉记者，各大保险公司为了扩大利润，往往选择将部分资金用于投资，例如投资我国大型基建(公路、铁路、水电站)、股票、债券等，从中获取收益，以谋求利润最大化，多条腿走路，以免当突发情况发生时出现“瘸腿现象”。
农险公司转型依靠产品设计
在此次洪灾中，农险公司的赔付情况格外引人注意。如果说对于大型保险公司而言，灾害的发生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伤痛，那么对于着重发展农险业务的中小型财险公司来说，巨额的赔付款可谓是伤筋动骨。
据悉，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农业保险保费的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一中小型财险公司农险部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一场场暴雨，早就把其保险公司今年的“收成”下没了。“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赔付的太多，而是保费太少。”他进一步解释道：“农民投保农业险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主要是农民本来收入有限，加之整个保险业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还不到位，农民心目中主动用保险来化解和弥补天灾人祸造成的损失的意识不强。”
“巨灾风险对农业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对于如何扭转农业保险投保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保险公司今后在设计产品时应考虑保险的规模效应和大数法则，对于农业险这一块，应加大宣传力度，同时针对广大农民尽可能降低保费，吸纳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农险中来。只有参保的人更多了，保险公司才能持续地盈利以抵御未知的灾祸。
“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国民通过保险手段来化解何种风险的意识并不强，以至于出现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后，主要靠政府来救济。但政府的能力必定是有限，这就需要引入商业保险。”庹国柱认为未来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时应该考虑多与政府合作，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而就政府层面而言，也应积极履行职责保证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灾害中得到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负责赔偿，还是要让保险公司参与到灾后赔偿中去。
“总之，政府和民众都要深刻意识到保险是化解和分散天灾人祸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在未来的产品设计上，采取政府主导，引入保险公司参与模式，才能实现政府、民众和保险公司的‘三赢’局面。”庹国柱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