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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精选的名词解释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术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体制。市场经济是经济分工与协作的产物，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是生产社会化与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仍然是国家调节市场和供应的重要手段之一。  

基本概念编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修正。依据这一理论，中国官方确定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行了中国国家建设史上前无古人的探索。  

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  

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  

市场经济是实现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  

市场经济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长期以来，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一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经之路。  

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彻底抛弃那些使生产力发展成为桎梏和束缚的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曾经指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照搬中央计划模式。中央计划模式，就是俄国斯大林主义比较完整的计划经济理论、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对其他计划经济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包括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等同起来，限制和否定市场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百废待兴、执政党威望崇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有利于快速动员社会资源并集中用于关键部门的重点建设，而在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我们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完成，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增多，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决策高度统一排斥市场作用，只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搞平均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上，一方面是统的狠，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限制了企业的活力；  

另一方面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两方面都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要摆脱束缚，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编辑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也应该根据自己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际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来选择发展自己的手段和途径，哪一个手段有利于发展自己，就拿来用之。但是多年来，我们国家一直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排斥市场经济。这种传统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理论中的个别词语不问条件和情况的照搬照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我们拿过来就套用，必然产生上述的概念。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可以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只是一个设想，他们并没有讲是必然，他们讲的未来社会，并非是我们21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与我们当今实践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很大的差距，基础不同，现实不同，又怎能拿过来照搬照抄。再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称其为科学。我们过去就是有的地方照搬照抄，导致用传统认识来束缚自己，再加上“左”的思想泛滥，不实事求是，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错误和挫折，促使我们党反思、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策从此变更。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是中性，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  

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具体讲，邓小平带领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冲破思想束缚到正确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  

第二阶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  

第三阶段：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将来会进一步证明：市场经济是中性，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  

基本特征编辑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它的基本特点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过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来配置资源，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区分。  

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关系决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独特的基本特征。  

以公有制为主体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实际上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生产资料为谁所有，谁就可以支配财富为谁的利益生产。恩格斯认为“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的，几乎完全的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如果在理论上淡化公有制，在实践中不坚持公有制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当然，在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要摒弃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观念。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上具有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发展又很不平衡，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适应性强，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更健康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计划为指导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在1956一1978年间，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场经济视为异己力量对之进行排斥打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事实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5%，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计划和市场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也有各自的局限和短处。计划调节的优势范围主要在宏观领城，能有效地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但对微观经济活动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调节的优势范筹主要在微观领域，能有效地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但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的调节显得无能为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切地证明，克服市场经济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手段，就是计划，而不是不能与计划相提并论的宏观调控。只要社会主义不以盲目无序的市场经济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计划。只要摒弃计划，不论市场体系多么发达，市场机制怎样健全，市场经济就总是脱不了盲目与无政府状态，因为它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脱离计划的市场经济，是没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与计划各有其客观上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这两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定发生的合理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市场与计划互为补充，互为依按；(2)市场以计划为指导，计划以价值规律为墓础，二者相互渗透；(3)微观经济活动靠市场，宏观经济活动靠计划。上述关系或关系类型，既不具有相互对立与否定的性质，也不具有先后继起性。这些关系，构成了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内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与国家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那种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的看法，从根本上否认了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以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然形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  

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用“最终”来说明“共同富裕”的时段性和目的性。  

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有利于增加财富，有利于共同富裕。同时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致从某种文化的视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市场经济目前显现出来的功能和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还具有相似性。严格和彻底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并能实现它。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市场经济真正充分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因而也是它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成为达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有两种：一是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市场经济本身，如增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经济的蔓延；启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机制、计划机制，使二者相协调，追求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二是市场经济外部采取措施，如运用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减缓和减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除上述思维之外，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个大家庭中农民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要关注农民，农民作为市场主体远比其它任何市场主体都大。发展市场经济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点、难点和核心就是使农民逐步富裕。  

从我国实际出发，使农民通过市场经济走向富裕，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发展乡镇企业，使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发达的交通、通讯和社会化流通体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农民同整个国民经济联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前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领导经济建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结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归结为“四个坚持”，并视为“成套设备”。因为这个“成套设备”是包含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体现着经济关系的本质内涵，规定着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党的领导正是“四个坚持”的集中表现。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不断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现阶段出现的种种矛盾，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迸行现代化垂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条件下，党领导经济建设要有一个新的定位。要完善领导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方式，就是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坚持民主原则，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经济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履行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职责。  

培育市场主体编辑  

最基本主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主体呢？那就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直接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性的经营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依法纳税。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特征是什么呢？  

1．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润。  

2．企业必须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3．企业拥有自主权。  

4．企业是纳税单位。  

这即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特征，也是市场经济对其主体的要求。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培育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使其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力量，焕发生机和活力，使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功能和社会职能。其经济功能，就是使企业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断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提高企业的职工素质，培养专门科技人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社会职能，是讲企业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财富，推动其他社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能够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发挥重大作用。  

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依法规范的企业制度，一般采用公司制。公司制比其他企业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  

形成历程编辑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  

（一）1949~1978年：经济体制变革的萌芽时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最初主要是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应该说，建国以后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尤其是对于“一五”计划的完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中央集权过多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弊端。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理论界对如何变革这种体制进行了探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这种体制的弊端早已觉察。他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适合国情的路。围绕如何以苏为鉴、建立中国式计划经济体制课题，毛泽东等人提出并认真思考了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生产单位的关系、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其精神实质就是地方、生产单位、生产者相对于中央、政府、生产单位来说应该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应当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次的探索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次探索没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下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一探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发展的萌芽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和起点。  

（二）1978~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索确立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政府到理论界，都有相当多的人在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时期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此目标是在反复、尖锐的思想交锋中形成的。具体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形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文革”后，在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第一次重提改革问题。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改革方向是什么？当时党内多数人的认识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市场调节手段，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由此，198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大会再次强调：“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客观地讲，这个改革模式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因为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强调市场调节只能限制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2.1984~1988年，改革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改革目标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内会有如此大的突破呢？其原因，首先是改革实践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作出理论回答。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个体经济大量产生，由此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  

一时间，一些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人们思想上出现混乱，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这些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澄清认识。二是理论界对此改革目标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对中央推动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观点进入中央决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立的认识，为中国的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邓小平称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3.1989~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时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两大历史事件：一是国际上苏东剧变；二是国内在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风波。这时候本来就对改革开放心怀不满的人便对改革开放横加责难，焦点又集中在市场和计划关系问题上。在此重大关头，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他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对扭转局势起了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全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已形成共识。  

（三）1993~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构建问题。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构成，并制定了总体实施规划。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1994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这进一步阐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而这个结合，首先是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来看，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从市场中产生的，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就存在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并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格市场主体，所以必须找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式。经过探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找到改革方向，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于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推进公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可见，通过实行股份制，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找到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这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的预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四）2003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  

2002年10月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如何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目前的改革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其标志：  

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二是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敏感和复杂。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这需要“啃硬骨头”和“涉险滩”。三是在新的发展水平上的改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面临“崛起困境”。  

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的专访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目前，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和政治优势、有效地保持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共赢关系这是一大挑战。  

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时期这1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初步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作为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从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经济发展方式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这主要得益宏观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主体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方略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确和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方略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根本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确定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  

政府职能编辑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是由国家来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宏观调控，即国家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协调和控制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二是间接宏观经济调控，即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和引导企业的经济行为，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对企业直接调控，企业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品。这种宏观调控方式与市场经济严重背离，必须进行改革和转变：一是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二是由进行微观管理转变为主要进行宏观管理；三是从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变为主要利用经济手段搞好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  

从以上的概括，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做到以上提出的转变，必须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民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者，各级人大和各级人民政府共同构成宏观经济调控者。具体说，政府的职能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政企分开。也就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分开。政府仅仅行使其行政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所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这是政府职能转换的关键。  

第二、分离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天然董事会，因此由人大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进行国有资产的基础性管理工作，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状况进行监督，制定和执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面具有天然的合法地位，在适当的时候对全民进行公有制企业分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举措。  

第三、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以适应政企分开的政府国有资产权与宏观经济调控权向各级人大逐步转移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作为管理者的身份，都无法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市场竞争，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逐步移交各级人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由于人大在经济上真正强大以后，人民在选举过程中也会更加积极参与，更加谨慎投票，使得人大在政治上才能更加有力地监督政府行为，因此，强化人大地位的政治经济改革也是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  

2008年10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和中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因为执政党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丰富的内容，是指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收益，还包含更多意义。  

深化认识编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和重要举措，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指明了正确方向。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经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市场的认识逐步深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各类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确立了未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和原则要求，意味着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的“上帝之手”。一是市场自发调节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中，资源依据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自发调节，但由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和个人理性的局限，这种自发调节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二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外部性”。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经济活动以成本收益为原则，诸如发展环境、公共秩序、良好生态等缺乏明确成本收益主体的公共产品不会凭空产生。三是市场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由于“马太效应”所导致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自由竞争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垄断。同时，也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与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背离。可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包打天下。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开放促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极大的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怎么使我们的开放水平更高的问题”，并强调，“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市场经济必然是开放型经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各类市场要素能够获得更大的流通空间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空间，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能够为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更多外部动力，倒逼法律体系、治理方式、市场环境乃至全社会思想观念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破除有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桎梏与现实阻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坚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并相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等重大战略构想,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开新的窗口。  

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强调对内开放。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无论是“对内搞活”还是“对内开放”都可以理解为对内“放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诸多制约”，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比如说，由于金融市场开放不够、门槛较高，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小企业，其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由于城乡二元格局和城镇户籍管理方面的限制，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成为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和痼疾；在一些并非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经济领域，由于种种限制或者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客观上形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隐形歧视，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要把对内开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深化对内开放，推动各方面深化改革，破除种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的限制，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法治保障也要道德引领  

法律与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既要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也要加强道德建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和要求是产权明晰稳定、契约公平履行、规则统一平等。一方面，法治能够保障市场经济各类主体的正当权益，维护统一、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形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社会预期；另一方面，法治能够规范权力运行，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厘清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从而为“两手都要用好”，提供基本原则和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呼唤道德。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以契约精神、诚实守信原则为基石。缺乏道德规范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无序竞争、风险放大，交易成本增加、市场机制效率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经说过，“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容易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道德失范现象，从而侵蚀全社会长远发展的道德基础。因此，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建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毋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的培养和道德素质的修养。……逐步形成与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我们切不可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却愚昧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  

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放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意味着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犯了“颠覆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  

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经济面临着加快改革步伐，巩固自身主体地位，发挥更大作用和效益的考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一些片面强调“国退民进”甚至“全盘私有化”的观点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因此，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又与多个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接；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公有制经济提高效率，而且在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增强经济活力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60%，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改革举措：在产权保护方面，明确提出“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公平竞争方面，强调“三个平等”，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引导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融合方面，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甚至非公有资本控股。毫无疑问，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和改革举措，必将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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